| 孙修身发表在《藏学研究》2000年第四期上的文章研究了中尼“兄弟之邦”的友好交往史，从四个问题入手。第一，中尼两国交通道路的考定。第二，唐朝敕使王玄策至泥婆罗国。第三，王玄策舍近求远之因的讨论。第四、泥婆罗道的开通对中尼文化交流的影响。文章在大量材料分析的基础上，得出结论如下。1、在唐朝初年四度奉旨使印度摩伽陀王国的王玄策，次次都走了“泥婆罗道”，道经其国，这和历史文献记载完全吻合，亦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。2、唐朝初年，泥婆罗国是中印交通道路上的一处大的枢纽站，和其相连接的道路既有“唐蕃古道”，亦有“丝路古道”。因之，在唐代到印度摩揭陀王国出使和游学者，既有走“唐蕃古道”者，如玄照法师等人即是走的此道，亦有走“丝绸之路”南北道，以达印度摩揭陀王国者，唐朝的教使王玄策的四使印度，即是沿“丝绸之路”北线,至迦毕试国，东行到揭湿弥罗国，逆印度河而北上，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勃律国，然后沿雅鲁藏布江谷地而东行，经过小羊同国，再至今西藏吉隆，翻越喜马拉雅山，到泥婆罗国，最后经其都城南的孤山，以达印度摩伽陀王国的，所以我们认为王玄策走了“泥婆罗道”，而非“唐蕃古道”，而王玄策使印开通此途，在中西交通史上应是功不可没的。3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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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西藏经济走势